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是一名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来到中国，参加中国党领导的事业。胜利后，他继续留在中国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

　　1938年，日军集中兵力对中国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根据地伤员激增，医务人员极为缺乏。正是在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名正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习的19岁犹太青年，因秘密加入奥地利党，遭到德警的追杀，离开家乡。这名青年毅然决定乘坐驶往东方的邮轮，去寻找中国的反法西斯队伍。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他来到了当时无须签证的中国上海，一边靠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寻找八路军的踪迹。3年后，他在天津结识了美国牧师胡本德，被其介绍给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进而与八路军接上头。随后他几经辗转穿越层层封锁线年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见到了根据地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根据他的母语发音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并说：“你是追求自由找到八路军的，叫这个名字很好（‘傅莱’是德语‘自由’frei的谐音）。”从此，傅莱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涯。

　　为了投身中国事业，傅莱不仅远渡万里重洋，还要跨越语言的鸿沟。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南宫NG28平台，他被安排在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学教学工作。为了能长期在中国工作，他婉言谢绝了聂荣臻给他配翻译人员的提议，硬要自己努力克服语言困难，学习用中文教学。他备课的方法是分三步走，第一步：用德文写好讲稿；第二步：借助字典查出讲稿上的字词，按照字典上中文字体的样式抄下来，再在每个汉字上注上发音；第三步：请周围的中国朋友编成句子教他练习。用这种方法，每上一个小时的课他都要花个小时备课。他讲课时还常常因为发音蹩脚引得学员捧腹大笑，但学员们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讲得活泼有趣、通俗易懂。经过一年多废寝忘食地勤学苦练，傅莱终于能熟练地用中文交流与授课，还高兴地说自己已经开始用中文做梦了。

　　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傅莱积极投身科研，成为中国研制和使用粗制青霉素的第一人。青霉素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抗生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发明之一。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期间，傅莱得知青霉素已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青霉素也已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南宫NG28最新，但是在中国一支难求、价贵如金，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青霉素研制出来。他以救济中国总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请求帮助，不久后收到菌种和一些早期研究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中并不涉及青霉素的生产工艺。

　　1945年初，傅莱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自己动手打造了简陋的实验室，开始试制青霉菌素。为了创造22~26℃的菌群培养环境，他们利用窑洞的恒温性能外加烧火加热，自创“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以保证温度；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没有搅拌机和摇床，他们就穿着隔离服定时进入恒温间抱着发酵瓶振摇。

　　就这样，经过50多次的失败，他们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批粗制青霉菌素，立即成为前线宝贵的外伤用药，还有效治愈了肺炎、脑膜炎、淋病等疾病。傅莱积极向各解放区推广“土青霉素”生产工艺，呼吁尽快遴选边区物产制造适宜的培养液，并培养相应的技术干部，以普及青霉素生产，解救更多生命。得知中国青霉素研发工作的巨大成功，马海德医生不禁感慨道：“如果白求恩大夫遭致命感染的手指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

　　傅莱还是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病的先行者。1942年9月，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开幕会，傅莱在大会上作了《疥疮、结核、疟疾的诊断与治疗》的学术报告，反响热烈，随后他成了晋察冀军区传染病教学和防治工作的带头人。

　　1943年，麻疹、疟疾等传染病在晋察冀边区大肆流行，部队因疫情造成的减员有时甚至超出了战斗减员。当时边区缺医少药，奎宁等特效药尤其匮乏，疫情控制特别困难。为了战胜疫情，傅莱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的号召，虚心向当地老中医求教针灸古法，探索出用针灸结合西医治疗疟疾的综合疗法，并亲自深入作战部队进行试验和推广，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这一贡献受到聂荣臻司令员以至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赞扬。傅莱还撰文《灵药的危险》，指出磺胺类药品等抗生素的滥用会导致产生耐药性和免疫力下降，告诫人们要科学使用抗生素，为中西医结合弥补西医疗法有限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傅莱原为奥地利党党员，一来到抗日根据地，就提出想参加这里的党组织生活。但他被婉言告知，“由于在当时情况下他不可能携带奥地利党的介绍信，按的规定，暂时还不能参加这里的党组织生活”。不过，八大以前的党章，没有明确把入党申请人的国籍作为基本条件，因此傅莱当时作为外国人也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党。1942年，傅莱正式递交了，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党人。由于他工作表现突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44年11月，经聂荣臻介绍、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彭真亲笔起草公函批准，傅莱终于加入中国党。回顾这段入党经历，他说：“我在八路军根据地找到一个同奥地利党一样为着民族的解放和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党。主义事业是没有国界的。”因此他坚信中国党值得信赖和追随，坚信为中国人民工作也就是为奥地利人民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先后担任西南军委卫生部负责人、重庆卫生部顾问等职，曾长期在西南山区致力于当地地方病和传染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为减少和消灭钩虫病做出突出成绩。

　　1979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和医学情报研究所副所长，致力于中国国内医学情报信息网络的建设。1987年，在他的总策划、总调度下，中国引进美国相关技术，建成了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使中国的医药卫生工作者、教学和科研人员随时可以检索到全世界的生物医学文献。因此，他也成为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管理的开创者。

　　作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多次就加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基层医疗卫生建设、改善老区人民生活、改革国家医疗体制等问题建言献策。

　　当有人问傅莱，为什么不在战争结束后回国享受更舒适的生活，而要留在中国继续操劳时，他回答说：“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马克思主义中就没有贪图享受这一条。”“战争结束后，我本可以回奥地利继续深造，在回奥地利探亲时，那里的朋友也劝我留下。我知道，留在奥地利也许我会更富有，可是我到哪里去找寻在中国艰苦岁月中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真诚和友爱呢？”“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半途而废。”

　　2004年，傅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遵照其遗愿，遗体捐献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作研究之用，骨灰撒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位于河北唐县军城镇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等昔日战友相伴。两年后，在维也纳傅莱的母校也竖立了傅莱纪念碑，由奥地利总统亲笔题写碑文。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将永远活在中奥两国人民的心中。